着，来商场买了两件抹胸。
当下，他手中提着一个纸质手提袋走出商场，一阵冷风迎面扑来，那股驱使他的力量似乎突然间被吹散了。随后，他整个人也变得踌躇起来。
这，交给她的时候该怎么说呢？是不是太奇怪了？他只不过觉得她年龄小、人又太过纯真、且没有家属陪同，加上对这个城市也不熟悉，担心她有些事情不好意思问出口。况且，正式开始治疗后，治疗部那边的技术员又几乎清一色全是男性，他不过是怕她到时候会更加不自在。
就这样，李奥阳立在商场门口为自己的举动设想了多个貌似合理的理由。不过，少顷之后，连他自己都觉得这些理由太过牵强。
那，接下来怎么样呢？他微微抬抬手，看了看那个纸袋，不禁懊恼自己不该过来这里。但既然来了，东西也已经买了，难道再退回去吗？那个一直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自己的店员，岂不更得诸多猜测？可是，这东西如果不交给她，自己留着则更是荒唐。
李奥阳拎着纸袋，一时犹如拿着一个烫手山芋。寒风吹过他挺拔屹立的伟岸身躯，与他内心犹豫不决的挣扎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无奈地蹙起一双剑眉，最终还是拎着这个“烫手山芋”朝停放的车子走去。
阮蓝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写日记，她喜欢用笔简单的记录一下当天的心情和发生的一些很小、但值得纪念的事情。可是，她却很少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个人动态，签名处一般也是空白的。
这或许跟她性格中的独立、坚强和隐忍有关系。她总觉得，把开心事、好心情晒出来让朋友们过来围观，让大家分享你的快乐倒也无可厚非。而坏的事情，本身就已经糟糕透顶了，忙着处理还处理不过来，哪还有时间去晒呢？再说，就是晒了又能如何？别人能帮你一时，又不能帮你一世。何况，阮蓝向来害怕欠别人的情。老话不都说“黄金有价，情债无涯”嘛，她不愿在心里永远背负着欠了别人什么的负担。所以，天大的困难她都情愿默不作声的一个人扛着，然后慢慢去解决掉它。
包括她得这病，她身边的朋友和同事只当她离职是去大城市高就去了，谁都不知道她竟是治病去的。
因此，对阮蓝来说，写日记是她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她同自己交流、鼓励、反省、督促她自己的一个方法。
周末这天适逢元宵节——万家团圆的节日。但显然阮蓝无法回家跟家人团圆。
她记得剪掉头发后镜中的自己——熟悉中透着一股陌生——头发半长不短，伸手摸摸脑后，短短的发茬异常扎手。不过，她恐怕永远都不会忘记镜中“那人”望着她的眼神——尽管眼睛如往昔般清澈透亮，但眸光深处却隐含着一丝恐惧，使得那目光颤抖不止。
她脸上的皮肤细腻紧致，又剪了这么个“发型”，乍一眼看上去，竟比实际年龄小了将近十岁，简直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儿形象。
阮蓝想，当她还垂着长发第一次见到陆主任时，陆主任就喊她“小朋友”，当下的情形倒是跟这个称呼贴切的很。
如此形象的她，自然不能回家的，这般的样貌无法向母亲交代。
阮蓝住在医院西门口对面一家民居改成的旅馆里。
医院西门口正对着一排排颇具西洋风味的建筑物，那些建筑还是殖民时期德国人修建的宅邸，解放后划分给个人所有。这些宅邸的建筑质量相当牢靠，尽管历经近百年风雨，但建筑骨架依旧坚固如初。只是外墙的墙漆有些斑斑驳驳的脱落了，因此看上去很旧，给人一种不整洁的感觉。
如今，这些房子的主人多数已经不住在这里，但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紧靠这所地区级三甲医院，几乎整个半岛地区的人们在身体有什么重大不适；或者当地医院无法对其病情确诊；又或者本身就已经知道自己身患重疾的情况下，大多会慕名前来就医。
因此，这些房子的主人们便将它们重新利用起来，在不破坏整体构造的情况下，里面的空间，被用木板隔成一个个小小的隔断间。一个隔断间里仅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半旧不新、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小柜子，摆靠在床头旁边，算做床头柜，上面放着一把盛热水用的暖水瓶。这样的房间基本上是租给上述那些来此求医，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办理住院，或者当日无法回去的外地人做短暂居住使用。
当然也有阮蓝这种需要长期居住的情况。这样的三甲医院床位相当紧张，因此，像阮蓝这种单纯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是不可能安排住院的，每天只要在约定的时间过去放射中心接受治疗就可以。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海滨城市，这样一间隔断间的价格一晚是五十元，像阮蓝这种长期租客，一晚上收四十块钱。
对于这样的价钱，阮蓝十分满足。要知道，医院正门不远处的一个宾馆，看上去条件能稍微好些，但也跟星完全不沾边，特价房都还要一晚一百二十块呢。因此，当找到这住处时，阮蓝就跟捡到元宝般开心。
今天这个日子，旅馆里也显得分外安静和冷清，人们大概都回家过节了吧，阮蓝想。她从床尾的背包中取出一本封面文艺范儿十足的记事本，来到床边坐下，将本子在那个表面粗糙不堪的小柜子上摊开，翻到一张空白页上，她写道：
2010年.2月.28日 周日 晴转多云
傍晚五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