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部分 (3/4)

都来自家教：臣父在日，常训臣以廉谨报效朝廷，若受人一钱，不惟不忠，且不孝。所以，他当官时，不以妻子自随，斋用丝粟以上，皆运至于家。循分自尽，而人皆信之。这可以说是赔本做官的典范吧！

我同意存山的观点，著名清官于成龙刚当官时就表示，某此行绝不以温馆为念，所自信天理良心四字而已。于成龙一生摒绝馈送，凡在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一介不取。康熙皇帝称赞他服官敦廉隅，抗志贵孤洁，为理学之真者。清朝初期，实行的是低俸禄制度，官僚待遇非常菲薄，要做清官，就意味着要过清贫的生活，于成龙官至总督，每天还以青菜为食，以至于有于青菜的外号。像张伯行、于成龙这些清官，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是无法承受这种艰苦生活的。丁能通意味深长地说。

存山，能通说得对呀，老百姓认不认可，是历史上鉴别清官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清官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在某一方面或某些地区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几件实事、好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人民才赞颂清官，推崇清官，爱戴清官，欢迎清官！一位官员的所作所为，他的上司和下属也许被欺蒙而无所知，但是周围的百姓却有切身的感受，是任何美饰的言辞都遮挡不住的。顾怀远用手捋了捋自己的长发深沉地说。

你们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历来统治者虽然扬清贬贪，但他们认为还有比清和贪更重要的东西，康熙皇帝说过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为官之人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无论谕旨批驳于部驳之事，积年累月，概不完结，似此清官，亦何裨于国事乎？可见，康熙认为能不能办事，是最重要的，在今天看来，评价一个封建官吏，首先应该着眼于他在历史发展中或社会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像明朝的张居正，《明史·张居正传》上记载：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不能算作一个清官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改革的历史作用。我不是说清廉不值得肯定，但在封建时代清不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单独抽出贪与不贪这一方面是说明不了本质问题的。应该说，在封建社会，相当程度上是无官不贪的，但是究竟把哪个贪官抓出来，这就要服从皇权统治的需要。你不忠于皇帝，那我就把你抓出来，你就是贪官。和珅是贪官，乾隆皇帝是知道的，但他认为和珅是心腹，所以不抓他。乾隆死了，嘉庆要抓他，也并不是真要反贪污，而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另外，当时国库空虚，抓了和珅也可解燃眉之急。所以才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饭的说法。郑卫国颇有见地地说。

51、坐而论道(4)new

卫国，按你的说法，不管清官贪官能干事就是好官啦？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哪个不能干事？别忘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让我说反腐败力度还应该加大，不用重典不足以遏制腐败逆流！石存山义愤填膺地说。

郑卫国无心与石存山争辩，只是摇头苦笑了笑。

存山，法律也应该讲人性，顾怀远争辩道，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从重从快地反贪污腐败，可以说用了非法制手段。这一方面有当时形势的需要，元朝末年太腐败了，有了这个教训，朱元璋就用严刑苛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这完全是离开法制轨道的，是法外之法，是不可取的，太残暴了。现在有的史学家为朱元璋辩护，那是毫无道理的，酷刑太可怕了，剥皮实草，把人皮剥下来用草填充进去，然后把它挂在衙门口，朱元璋确实干过这种事。此外，朱元璋还使用过炮烙、钩肠、刖足、凌迟等酷刑。凌迟要割三千多刀，如果规定的刀数还没有达到，受刑人就死了，刽子手就要反坐。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朱元璋这些做法在很长时间内给人留下非常严重的精神恐惧症。晚年，朱元璋有所醒悟，将酷刑都废除了，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我们：反腐败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离开法制轨道的反腐败或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从长远看，终究会给历史留下一声长叹的。

让我说呀，反腐败斗争说到底，仍然是一场权力与权力的较量，呼唤一点清官意识，维护一点清官形象，不仅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需要，也是老百姓衷心的愿望。领导干部要是都能通过清官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以明得失，对清除腐败现象还是有好处的，但是清官他们不代表未来，在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民主和法制来保护自己，而无须只靠清官，因此，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是当务之急！丁能通画龙点睛地说。

还是局级领导看得高，望得远啊，通哥，净和你高谈阔论了，差点忘了一件正事，怀远跟我说，你有个女朋友写了一本很不错的长篇爱情《天堂雨》，我特意买了一本看了，写得不错，能不能帮我和金冉冉搭个桥。郑卫国嬉皮笑脸地说。

干什么？丁能通警觉地问。

通哥，你别误会，我可不是看上她了，我办了一家影视公司，想买她这部的影视拍摄权，怎么样？郑卫国笑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