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浩在玉津园是提心吊胆熬鸡汤，东京城里则是流言四起，暗流涌动。
六月里，官家赵祯用几种高产新作物，稳定了灾荒带来的纷乱，试图以此阻止舆论继续发酵，以天灾夹枪带棒攻讦新政。
效果是有的，看在高产的新庄稼和陈抟老祖的份上，保守派主导的舆论暂且让步，算是给官家一个面子。
但守旧势力对庆历新政的敌意丝毫不减，甚至变本加厉。
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政继续深入，打击面越来越大，利益遭受侵犯的人越来越多，反对的浪潮也就愈发高涨。
六月下旬，范仲淹、韩琦上疏“修武备”，提议恢复府兵制，在中原各州县召募丁壮，充作京畿卫士，辅助禁军守城。
一年三季务农，一季训练，寓兵于农，增强京畿守备，节省军费开支。
且不说提议是否合理，至少范仲淹与韩琦的初衷是好的，但提议刚一出来，朝廷便炸开锅，遭到了强烈反对。
究其原因，京畿守备历来是捧日、天武、龙卫、神卫这上四军负责，主要将领都出自将门。
其中人事升迁、军费开支等多方面都涉及将门利益。
而今新政却要插上一手，甚至还要扩大宰执权力，伸手控制军旅。
这下不仅将门，连枢密院也不高兴了。
宰执枢相，分管文武，井水不犯河水，乃是大宋近百年来的规矩与平衡。
如此提议，摆明了是想越权啊，枢密使夏竦为此恨的咬牙切齿。
毫无疑问，此举动了将门和枢密院的蛋糕，他们岂能坐视不理，不闻不问？
群起而反对是必然，“修武备”的提议就这么胎死腹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新政抑侥幸，减少恩荫，断了大批官员子弟为官上升的路径，官宦贵胄之家本就多有不满。
随后推出的“明黜陟”再度引得怨声载道。
以往官员升迁首重资历，只要熬够了年份，便可调任升迁。现在却要以政绩为标准，严明审核，赏罚分明，弄不好还要左迁降职。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范仲淹还主导合并较小，或人口较少的州县。
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肯定是对的，但大量因此被裁汰的官员并不这么认为。
再有，大宋恩泽厚重，几乎每个臣子都分配有一定数量的公田，算是俸禄的一部分，从而“责其廉节”，颇有几分高薪养廉的意味。
不过公田有多有少，资历深，官爵高的田亩自然多，官卑位低者可能压根没有。
而今新政提出“均公田”，没有的自然想要，可吃进去的哪愿意吐出来呢？
可以说每一条新政举措都切中时弊，都是为国为民之举，但每一条都“不得人心”，怨声载道。
被动了奶酪，断了财路，甚至绝了生路之人，岂愿引颈就戮，自认倒霉？
反对、报复几乎是必然的，各种抱怨、污蔑、诽谤之言层出不穷，且越发厉害。
利用天灾是第一波攻讦，被赵祯用玉米、土豆和陈抟勉强化解，不甘心的守旧势力立即另辟蹊径。
朋党！
开始有人不断上疏，弹劾范仲淹等人朋党，结党营私。
范仲淹立即以“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辩驳，欧阳修亦撰文《朋党论》上奏官家，以表忠心。
说辞或许很漂亮，有理有节，然空口无凭，自说自话，难以服众。
偏生在这个节骨眼上，范仲淹被人抓住了把柄。
问题出在对官员政绩考核上，级别高的地方官是由两府相公审核的。
范仲淹对很多人都不留情面，富弼为此曾劝他，一笔勾下，兴许就有一家痛哭流涕。
但范相公一心为公，认为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百姓流泪，坚持秉公处置。
但轮到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时，范仲淹“手下留情”，未给好评，却也并未给差评。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强烈不满。
凭什么？
淮南蝗灾严重，地方官难逃救灾赈济不利之责，王素理当问罪贬斥，你范仲淹凭什么手下留情？
不就是正因王素是新政拥趸，当初就是你们举荐去的淮南。
而今区别对待，维护私人，这不是朋党是什么？
尽管范仲淹辩解，称淮南蝗灾乃是天灾，并非人过，王素救灾也够积极，并无过失。
可百官并不接受，事实俱在，不能因为你范仲淹一张口，就颠倒黑白。
这种评价本就有主观性，属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百官人多势众，一口咬定，言之凿凿。
以此为契机，攻讦范仲淹等人“朋党”的言论越来越多，多到皇帝赵祯都不得不重视的地步。
以范仲淹、韩琦为首，身边围绕着一群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平心而论，赵祯相信这些臣子的品质，正如范仲淹所言的“君子之党”，或许只是一群为国为民，忠义正直的君子齐心协力，鼎故革新而已。
内心认同，却不代表赵祯持赞同态度。
尤其是从皇帝的角度出发，朋党是帝王大忌，哪怕是一群忠臣，哪怕是一片好意，轻易开不得头。
若不及时制止，就会留下口实，往后再有人以之为借口，结党营私，甚至形成党争，后患无穷。
身为皇帝，任何时候都不能将个人与江山安危，寄托在臣子的忠诚上。
远有王莽谦恭未篡时，近有赵宋太祖黄袍加身。
前车之鉴太多，原则性问题，决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