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今文疑群经先生去秋作制言发刊词宣言有曰：“今国学之所以不振三：一日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学为帐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又先生《汉学论上》有曰：“清时之言汉学，明故训，甄制度，使三礼辨秩，群经文曲得大通，为功固不细。三礼而外，条法不治者尚过半，面末流适以汉学自弊，则言《公羊》与说彝器款识者为之也。循《公羊》之说，周可以黜，鲁可以王，时制可以诡更，事状可以颠倒。以《春秋》为史耶，则沈约、魏收所不为；坚指以为经耶，则吴广之帛书，张角之五斗米道也。清世言《公羊》已乱视听，今《公羊》之学虽废，其馀毒遗ン犹在。人人以旧史为不足信，而国之本实蹶矣。”按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则群经之可读者鲜矣；崔适《史记探源》出，则史之可读者鲜矣。近之以尧舜神禹为虚造者，实自康崔诸为今文学者启之，宜先生之为此言也。
（二）以赝器仇正史说详先生星期讲演会记录第四期《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二十四年五月刊行），有曰：“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器物有，即可证其必有，无则无从证其有无。余谓此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馀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弃，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即如西域三十六国，向无史乘，倘今人得其器物，则可资以为证耳。其次已有史乘，而记载偶疏，有器物在，亦可补其未备。如列传中世系籍贯历官之类，史或疏略，碑版在，即可藉以补苴，然此究系小节，无关国家大体。且史乘所载，不下万余人，岂能人人尽为之考。研求历史，须论大体，岂暇逐琐屑之末务？况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汉二字，知秦汉二字之意义者，独非史乘所诏示耶？如无史乘，亦无从知秦汉二字为何语也。即如陕西出土之秦汉瓦当，知陕西为秦汉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据史乘然后知瓦当为秦汉之物，否则又何从知之？且离去史乘，每朝之历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仅如断烂朝报，何从贯穿？以故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作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不但此也，器物之最要者，为钟鼎、货币、碑版，然钟鼎伪造者多，货币亦有私铸伪造二者，碑版虽少，今亦有伪作者矣。《韩非子·说林》：齐伐鲁，求谗鼎，鲁以其赝往，是古代亦有伪造之钟鼎也。又《礼记·祭统》，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据左氏哀十六年传，六月，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醉而逐之，夜半而遣之。孔氏正义谓即此六月中，先命之，后即逐之。此语最为无赖。夫铸鼎刻铭，事非易易，何能以旬日遽成？以《左传》所载为信，则孔悝之鼎赝而已矣。今人欲以古器订古史，第一须有精到之眼光，能鉴别真伪不爽毫厘，方足以语此。无如历代讲钟鼎者，以伪作真者多，甲以为真，乙以为伪，乙以为真，丙以为伪，彼此互相讥弹，卒无休止，钟鼎自不能言，而真伪又无法可求，何能得其确证哉？且钟鼎及六朝前碑版所载，多不甚著名之人，稍有名即无物可证，夫论史须明大体，不应琐屑以求。如云今人有四万万之多，我能知两万万之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今以古器证史则可知其人必有者，盖无几矣。如秦半两钱在，秦诏版在，秦权秦量在，可证始皇之必有其人矣，然汉高祖即不能证其必有，何也？铜器货币均无有也；王莽二十品钱（六泉十布错刀契刀货泉货布）均在，所谓新量（真假姑不论）者亦在，王莽可证其必有矣，然光武则不能证其必有，何也？铜器货币均无有也，无从证也。史思明顺天钱得壹钱均在，今北京法源寺有悯忠寺宝塔颂，镌御史大夫史思明之名，是史思明可证其必有矣，安禄山则不能证其必有，何也？货币碑版均无有也，无从证也。以故，以器物证史，可得者少，不可得者多，如断线之珠，无从贯穿，试问始皇有，高祖未必有，王莽有，光武未必有，史思明有，安禄山未必有，尚成其为历史耶？以钱币论，唐以后铸钱皆用年号，然宋仁宗改元九次，皇獭⒖刀ㄖ钱，传世无几，宝元以一钱须迭两宝（宝元、通宝也）未铸，铸皇宋通宝，如以无宝元钱故，即谓宝元之号乃伪造可乎？又明洪武时，铸洪武钱，其后历朝沿用。嘉靖时补铸历朝之钱，然以永乐革除建文年号，故建文钱独不补铸，谓建文一代之事，悉系伪造可乎？果如今世考古之说，钱之为用，非徒可以博当时之利，且可以传万世之名，则钱之为神亦信矣！惜乎晋人作《钱神论》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以碑版论，昔隋文帝子秦王俊死，王府僚佐，请立为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传足矣，何用碑为？”此语当时谓为通人之论。如依今人之目光言之，则此语真不达之至矣。何则？碑可恃，史不可恃也。然则碑版非徒可以谀墓，几可生死人而肉白骨矣！且也钱币造自政府，铜器铸由贵族，碑版之立，于汉